“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这两句豪言壮语，我们早已耳熟能详，遗憾的是耳闻目睹的事实，往往与之背道而驰。那么中国的当政人物中有没有人真的曾付诸实行呢？尽管凤毛麟角，但还是有的。曾任广东都督、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的陈炯明就是突出例子。

1917年，护法运动开始。1918年，北京政府总统冯国璋下达对包括广东在内的护法各省的讨伐令，北军由福建攻入广东。陈炯明率粤军反击，大获全胜，收复粤境后乘胜入驻福建漳州，建闽南护法区。

1919年，正全力支持新文化运动、努力开拓新式教育的陈炯明，邀请岭南学校(包括岭南大学)副监督(副校长)钟荣光赴其当时有“闽南的俄罗斯”、“模范小中国”之称的根据地漳州，任国民教育高等顾问。1919年8月，上海《申报》的记者到漳州采访陈炯明时，他说：

“余以为救中国之危亡，非急施以一种平民的精神教育，以促国民自觉自决，而图根本之改造不为功。余在漳亟欲藉此以为试验，奈窒碍殊多。经费竭蹶，就是当头一棒，人才缺乏，亦其一因。譬如教育各科教师，人固知必择务系某校毕业者，曾学某专门者，惟对于国文则莫不取之于村中之老秀才。殊不知今日文字革新，单聘这些老先生授几首机械的古文，则与昔塾师授孩童以十三经又何异！此弊余极欲革除之，惜无相当之人才。”(《申报》1919年8月17日。)

尽管困难重重，他还是在不久之后把自己的计划落实了。9月，他在漳州发布《振兴教育令》，把改良县教育行政和学校教育，积极办理义务教育、社会教育和职业教育，列为当务之急。在聘请钟荣光为国民教育高等顾问的同时，陈炯明还任命梁冰弦为教育局长，执行“一乡一校”计划，在农村普遍设立现代学校。陈炯明不惜经费，宣布禁绝私塾，改而设立从师范学校、普通中学到工读学校、平民夜校、妇女家政讲习所在内的门类齐全的学校。

1919年12月5日，上海《民国日报》报道了闽南护法区的教育：“计龙溪一邑，学生数约有12000余人，较去年又增加三倍”。1920年4月13日再报道：“以龙溪一邑为例，本年(1920年)增加国民学校47所，高等小学以及乙种农业5所，添办工读学校1所，女子师范讲习所、女子工读学校各1所，又设立半夜学校90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