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3月15日，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一位女士——罗解难大姐在电话中告诉我，她在寻找当年远东反战大会的参与者及其后人，参加者中有一位小英雄是我爷爷彭湃烈士的儿子，希望能找到他。

1933年9月30日，为了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阴谋和罪行，经由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世界反帝大同盟组织派调查组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中国的罪行，并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召开了远东反战大会。80年后的今天，我才知道：这个由宋庆龄主持召开，有世界反帝大同盟派出的代表英国工党议员马莱爵士、法国《人道报》主编古久里、比利时国会议员波比、《大美晚报》记者伊罗生和国内代表等65人出席的上海远东反战大会，是在国民党的百般阻挠、跟踪追捕中，在中国共产党人大力支持和掩护下，在上海霍山路85号的一栋民宅内秘密召开的。当年在民宅内有一个“特殊家庭”，警卫和掩护了大会的成功召开。而这个“特殊家庭”中最小的一位成员，是彭湃烈士的遗孤，我未曾谋面的亲人……

原来，1933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责成省委宣传部长冯雪峰具体负责，支持和配合远东反战大会的秘密召开，几位共产党人临时组成了一个特殊家庭，担负着会场内的警戒和会务工作。“大儿子”是当年远东反战大会警备委员长、时任中共沪中区委书记黄霖。“主妇”是当时中共江苏省委交通员梁文若。“小儿子”是负责远东反战大会宣传工作的当时的“左联”组织部长、作家周文。“小儿媳”是中共地下党员郑育之，周文的妻子。“祖母”是“革命的好妈妈”、地下工作者朱姚老人。而由“祖母”带着的四岁多的“小孙子”是彭湃烈士的遗孤。

远东反战大会会场内那个“特殊家庭”的“户主”，就是罗解难大姐的父亲黄霖。解难大姐给我传来了资料，她父亲有这样的忆述：“当晚开会研究大会的保卫工作，决定组成一个‘家庭’，以便对外应付一些杂事。我充当‘家主’，‘主妇’就是那位省委交通员阿梁。我的‘母亲’是一位叫‘朱姚’的老太太，她专门照顾一个四岁多的男孩，据说这孩子就是彭湃烈士的儿子，就当作我的‘儿子’。我还有‘弟弟’、‘弟媳’，他们都是交通员。‘弟弟’主要负责采购；‘弟媳’是广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