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湃烈士生前赴日留学初步考证

——陈炯明在海丰（二）  陈治赠   2013年8月16日

彭湃赴日留学，是否与陈炯明有关？笔者从以下四个方面探讨，祈望教正。

一、彭湃何时赴日留学？目前至少有四种说法。

1、《不朽的丰碑》609页（中共海丰县委宣传部、党史研究室编，刘林松、蔡洛主编，人民出版社1996年9月版，下同）彭泽回忆录称：“彭湃24岁入读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系” ，彭湃出生于1896年，24岁即1920年。

2、《不朽的丰碑》775—776页《彭湃年谱》称：1917年夏，彭湃入读成城学校预科，1918年考入早稻田大学三年制的政治经济科。

3、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海丰县志》（前志）1260页《民国时期海丰县出国留学生名表》 ：彭湃1917年就读东京早稻田大学。

4、陈演生1950年著《陈竞存年谱》23页称：1918年彭湃赴日读成城学校。

笔者初步考证：彭湃是1918年4月上旬（清明节后），寄名广府中学，随着东渡日本，入读成城学校预科（短期补习班），改名彭湃。1918年9月，考入三年制的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依据有四：

1、目前，较为统一的说法是：彭湃赴日留学，是随陈其尤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再赴日本，而且是与弟弟彭泽结伴同行。

2、1918年4月上旬，陈其尤奉陈炯明指令，回海丰召集一批学子出国留学。除此之外，再无陈其尤回海丰召集一批学子赴日留学的记载。1917年，海丰没有成批学子出国留学的史实。成批是指有组织、三五人以上结伴成行。

3、至今，没有发现彭湃单独，或与彭泽兄弟两人专程赴日留学的史料。

4、1918年4月上旬，随陈其尤取道香港前往广州，寄名广府中学、出国留学的学子目前能找到的有6人。其中有东笏社的陈唐臣、陈虞伍。其后人确认：陈唐臣、陈虞伍与彭湃是同批随陈其尤到广州，与彭湃是同时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的同班同学。

二、彭湃赴日留学的原因有二种说法。笔者倾向第一种说法。

第一、民间说法：陈炯明送彭湃赴日留学。第二、《不朽的丰碑》第688页说法：“彭家虽富，但在地方上势力不大，常受到对河（龙津河）东笏（社）有钱有势的“大地主、恶霸” 、“海丰反动势力的头面人物”陈月波的欺侮。正因为这样，彭湃的祖父想争口气，希望子孙中出人材，便舍得花钱给他们读书” 。

据《不朽的丰碑》773页：彭湃（1896—1929）乳名天泉，海丰县桥东社人。在10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家庭中称为“四哥” 。5岁入读海丰县城七圣宫私塾。1909年13岁入读海丰第一高等小学，取名汉育。赴日留学，改名彭湃。

彭湃祖籍江西，始祖彭廷年，宋代曾任潮州知府。后定居揭阳县。八世祖彭思云迁居海丰桥东社，繁衍发展了桥东社彭氏家族。彭湃的曾祖父是靠从事小生意逐渐起家，到了彭湃这一代，彭家不仅经营杂货商店，还开设了杉行（木材）和长生店（棺材铺），鼎盛时期曾雇请十七八个工人。家庭专设管家、养有4个护院、2个门房、2个木工，拥有瓦铺40余间、租1600担、租仔400担、鱼塭3个、粪园（厕所）4所，“被统辖的农民男女老幼不下千五百余人”（《不朽的丰碑》678页），时称“彭名合” ，是海丰赫然在列的大富户。

彭湃希望能外出读书，但他的祖父彭藩不同意。彭湃的父亲去世得早，其祖父饱尝了创业的艰辛和守业的艰难，担负着家庭承上启下的责任，“是个顽固保守” 、恪守中国的传统习惯，“嫉恶新学的人”（《不朽的丰碑》692页）。彭湃少时天资聪敏，又很活泼，深受祖父惜爱。作为家中骄子，其祖父当然指望他能辅助二兄彭达伍承传、光大祖业。同时，老人家年事已高，风烛残年，不愿儿孙远离膝下，因而不肯让彭湃出外念书（《不朽的丰碑》670页）。

据民间记忆：1918年1月间，陈炯明屯兵潮汕，官费选送惠潮梅地区有志青年出国留学。人选由各县推荐。林晋亭是彭湃的老师，又是陈炯明志同道合的同志，推荐儿子林铁史的同时又极力推荐儿子的好友彭湃。陈炯明对彭湃有了好印象。指派陈其尤回乡召集，郑重交代他务必将彭湃带出来。

陈其尤（1892—1970），海丰县城“东笏社”人，1911年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赴日本留学。1916年学成归国。时任陈炯明机要秘书。比彭湃大4岁。

陈炯明的威名在海丰家喻户晓，指名道姓要选送彭湃出国深造，对彭湃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因此，彭湃请陈其尤，陈祖贻，以及与其祖父最谈得来的海丰名绅陈月波（陈祖贻之父）等充当说客。

要说服一位“顽固保守”、“嫉恶新学”的老人改变其坚持了一辈子的观念，陈炯明这面金字招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其尤时任陈炯明机要秘书这一特殊地位，提升了充当说客的含金量。彭湃的祖父，不可能有什么“无产阶级的世界观” ，坦然送孙投身革命。然而，能得陈炯明指名道姓看顾，在当时无疑是一份殊荣，能够追随在当时名震华厦的伟大人物身边，出人头地，对于只有财势而缺乏官贵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福音。陈其尤现身说法，陈月波、陈祖贻父子从旁美言。再加上彭湃母亲周凤苦苦说情。老人再“顽固保守” ，也不会扼杀孙儿垂手可得的大好前程。终于同意彭湃、彭泽兄弟结伴同行。

经陈炯明批准，1918年4月上旬，彭湃、彭泽（彭湃同父异母的亲弟弟）、李谷珍、林铁史、陈唐臣、陈虞伍等赴日留学，陈祖贻等官费赴法深造。费用由陈炯明从粤军经费拨出。

三、彭湃留学期间，曾三次回籍，二次到漳州拜访陈炯明。

第1次，1918年5月中旬，因反对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彭湃等中国留学生决定全体罢课回国。6月中旬回校继续上课。

第2次，1919年5月7日，留日中国学生举行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彭湃被日警打得“头部手足破皮流血” ，5月底离开东京经上海回海丰，专程到漳州向陈炯明报告学业。两者首次见面，叔侄相称。这时候，陈炯明在漳州实践中国社会主义，成效卓著，举世瞩目。漳州被誉为“中国的俄罗斯” ，“模范小中国” 。中国的著名人物，北大的学生，外国使节纷纷来漳州考察。彭湃在漳州逗留了2个多月。耳闻目睹，深受影响。8月重返日本，继续深造。

第3次，1920年暑假回国，又往漳州拜见陈炯明，再次逗留了1个多月。同时向陈炯明及其部属募银元数千元，支持上海的《救国日报》。这次拜见陈炯明，不是单纯报告学业，也不是专程向陈炯明募款，而是询问职业。据黄鼎臣回忆：“这次陈炯明有任务给他，要他回海丰”（《丰碑》第690页）。陈炯明要彭湃毕业后发挥所学，回海丰推行地方自治，建设中国社会主义，造福海丰。这是陈炯明的期望，彭湃的愿望，也是两者的约定。成为日后陈炯明支持彭湃开展海陆丰农民运动的源头。

彭湃留学期间，经历了从选择圣经信奉基督到接受“无政府主义”的转变。二次到漳州，深受影响，转而热衷社会主义。回国后，在实践和探索中，又完成了从“社会主义”到马列主义的最后抉择，由一位普通的激进青年到中共早期著名领袖人物的高度飞跃。

四、“东笏陈” 与“桥东彭” 是海丰县城世代和睦的两大巨族。

据东笏社《继述堂族谱》：陈月波与陈其尤同根、同源、同是县城“东笏社”人。陈其尤（继述堂12世）比陈月波（继述堂10世）晩3辈，尊称陈月波为祖父。

据笔者考证：陈月波是清未秀才。曾参加陈炯明在海丰组织的正气社，海丰同盟会，协助陈炯明办《海丰自治报》，参与整顿县仓、育婴堂、筹办戒烟局，开展地方自治活动。1911年4月，陈月波协助陈演生筹款、组织陈潮等100余名海陆丰敢死队员，从“星聚堂”（设在东笏社的广东陈氏会宗祠）集结出发，参加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1911年11月，陈月波参加陈炯明领导的淡水起义，举兵光复海陆丰，投身辛亥革命。但他无意仕途。一生研究中医，易理。曾创办广东省中医学校，在社会上被尊称为“老师” 。陈月波为人正派，古道热肠，仗义疏财。县城中出现矛盾纠纷，都愿意请他出来主持公道，成了县城信誉卓著的公众人物。

陈月波父名陈裕珂，清训道加五品，身后稍有薄产。在财势上远逊彭家。胞弟陈达生，清未秀才，追随陈炯明出生入死，曾任广东省公路处处长，省交通厅厅长，揭阳县县长等职。胞弟陈伯华，留美学生，曾任海丰劝学所所长，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关监督，省教育厅督学，岭南大学教授，新加坡华侨中学校长和英文报纸编辑。陈家与彭家，一个是书香门第，一个是靠勤劳发展的富裕大户，历史上没有宿怨，两家一河相隔，从未有过利益冲突。

东笏陈氏与桥东彭氏，是县城世代通好，和睦相处的两大巨族，同属海丰“乌红旗” 中的“乌旗” 。历来互助互济，水乳交融，亲如兄弟。历年端午节赛龙舟，东笏社的龙舟不是就近停靠龙爷宫码头，而是舍近求远，停泊龙舌埔码头由彭氏族人看护。彭湃的祖父与陈月波，两者各在族内徳高望重，一言九鼎，相互仰慕，两家交住，不分彼此。相邻和睦，惠及乡里。陈其尤、陈祖贻等与彭湃等两姓靑年，离时不离日，朝夕相伴，情同手足。

如果陈月波是欺侮彭家的恶霸，彭家对陈其尤、陈祖贻避都来不及，怎么可能容忍两姓儿孙公开通好，成为挚友？甚至听从陈其尤、陈月波、陈祖贻的说服，让彭湃出国读书？

陈祖贻与彭湃是高小同班同学，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后来，一个赴法深造，一个赴日留学。1925年（民国14年），陈祖贻任广东省教育厅长许崇清的机要秘书，后调任汕头教育局长。彭湃是海陆丰的农民领袖，官居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其声誉、地位炙手可热。两人声誉悬殊，但不失和睦相处。

1927年中共“8.7会议” 之后，国共两党分裂公开化，矛盾白热化。一场向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宣战的“红色暴动”在全国此起彼落。共产党暴动，国民党镇压；国民党愈镇压，共产党愈暴动，形成了一种手足相残的恶性循环。两党为了维护党的最高利益（都称是人民的利益），一方大兵压境，一方啸山聚众，神州大地，烽烟四起。海陆丰分别于1927年（民国16年）5月1日；9月17日；10月下旬，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换言之，国共两党曾三次在海陆丰展开夺权与反夺权的搏斗。海陆丰处于“阶级厮杀”的漩涡之中。共产党处于劣势。

陈祖贻是中国青年党，彭湃是共产党，两者虽有不同政见，但没有你死我活。陈祖贻对处于极度劣势的共产党人寄以同情和支持。陈祖贻、钟秀南（中国青年党领袖人物）曾被称为海丰共产党人的“保险箱” 。

《海丰县志》第4页“概述” 称：民国16年3月（1927年）海丰有中共支部或小组340个，党员3000多人。1927年底（一说1928年初），陈祖贻奉派回海丰任海、陆两县清党特派员。县长为钟秀南。据《丰碑》第806页记载：1928年1月13日中共海丰县委向省委报告，“海丰全县有中共党员7570人，支部209个，特别支部1个，区委9个” 。又据《海丰县志》第24—25页记载：1928年2月统计，“海丰有中共党员1.8万人”（此时广东全省中共党员仅存约2万人），比上月增加了1万多人。可见陈祖贻“清党” 不清共产党。

1928年9月，彭湃夫人蔡素屏连同次子彭干仁在公平墟平岗被国民党军队抓捕关押。钟秀南、陈祖贻奉陈炯明吩咐设法营救。时驻海丰国军最高指挥官的邓彦华（国民党第五军军长）不同意保释，理由是蔡素屏承认自已是共产党，区妇女主任。双方各执一辞，发生争执。官司打到省府，陈济棠以“父母犯案，稚子何辜” 为由 ，放出年仅7岁的彭干仁。钟秀南将彭干仁带到香港交给彭泽。但无法救出蔡素屏。

2004年10月至2005年1月，笔者曾与桥东彭姓某位老人数次交流，老人也认为东笏陈氏与桥东彭氏世代通好，和睦相处。陈月波家欺负彭湃家？老人称从来没有听说过。

由此可证，促成彭湃出国留学的第二种说法值得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