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起这位中国农民忠实的朋友和导师，我就感到理想的庄严，理想的尊贵。

　　因为他是一个生死于理想的人。他靠着理想活着、工作着，最后也为他而欣然死去。在他的生活上，理想是精魂，是主宰。而那理想本身也因为他的忠诚和毅力，更加呈现光辉，更加增添重量，更加富有吸引人的神力。

　　他生长在广东滨海县份(海丰)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有鸦飞不过的田产”这句旧时代俗文学里常用的成语，正适用在他的家庭上。但是，优越的家庭景况，并没有腐蚀掉他对社会的认识力。伟人的特质的一种，就是能在最大程度上突破了自己身受的各种限制。

　　离开小学，他就进了那刚建设的县立中学校。大约在那里没有读上两年就东渡了。那正是“五四”运动的前夜。他在东京进的是早稻田大学的经济科。那时候，日本的学术界正盛行着社会主义学说。热情而正直的他，碰到应该皈依的“神”了。“理想”获得它最适合的寄托所。对于那些新学说，他饥饿一样的吞咽着。但是，他不是一个书呆子型的人。理论上的探讨他是不满足的，实践在他眼中才是信心的具体显现。在那异国的都城里，他就已经因为常去帮助工人推动笨重的车子，姓名被秘密警察列上“黑表”了。

　　毕业了。一般的留学生，照例是拿了那张毕业文凭，回来谋官爵，耀门楣的。但是，他却抱着那庄严的理想回来。他脑子不断地盘算着的，是怎样在祖国的土地上去实现那理想。

　　他当了县公署的教育局长，兼在中学里教点经济学。为着使自己的抱负比较容易展开，他聘请一些留日的同学来县里任教。(李春涛先生就是当中的一位。这位有才能和正义感的青年、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学者，不幸在“清党”的时候被惨酷地残害了!)他们在职务外进行一种社会的启蒙工作。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刊物在这个县城里刊行了。它名字叫做《赤心》，是用蜡纸写印的。印数每期大约没有超过两百份，而且出不到几期就停了刊。但是，那影响却不是微小的。它把县里青年们的眼睛和心窍打开了。它给他们以眺望未来的窗口。自然，这个宣说社会真理，代表劳动人民欲求的刊物，在那些有权位的人看来，却是危险的，至少也是不顺眼的。记得当时就有一位代表县公署的论客，出来和它的作者们拌嘴。可是，真理是不怕锤炼的，事实比一切的花言巧语更加有力量。不上几年，那些被叫醒了的青年都成为革命的斗士；而社会的现实，也在那真理的指引中迅速发展。

　　他教授经济学，是在草地上举行的。他不要那把自己身上特别提高起来的讲台。他盘曲着双脚，坐在同学们中间。黑板和粉笔都不需要——更不必说那教鞭了。口舌和亲切的表情还不很够么?他没有像一般教师那样，呆板地背诵书上抽象的定理或讲义。他喜欢从活的社会经济现象去作分析和论断。有时候，他简直就离开经济的狭小范围，直接解剖着一般社会的现象。那些教科书式的经济学，在他的眼里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学生们对他非常亲热，因为他是拿朋友的态度看待他们的。这对那些有意无意中摆着官僚架子的教师，正是一种有趣的对照。

　　像他这样的人，在官厅里自然是不能够久安其位的。因为跟当局意见不合协，他去职了。这是他生活史上转变的一个枢纽，他那伟大的事业，就从这里真正开始了。

　　中国境内占着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贫苦农民。他们生生世世过的是那种牛马的生活。他们必须赶快翻身!有正义感和勇气的知识分子，就应该去叫醒他们，引导他们，使他们团结起来，成为一个不容摧毁的力量——这是他多年来横在心上的事情，而现在他是有更加充分的时间来把它计划和实行了。

　　他开始去接近农民。叫醒农民的方法是手工业式的。每天，吃过饭，带一些茶烟，坐在附近道路旁边的树荫底下，或去到那些纵横的田埂上，碰到那些面上和手脚都晒成古铜色的农民，就和他们谈农作，说家常。这种做法，颇使人想起雪莱在爱尔兰所干的那一幕趣剧。还记得有一回，我到他的家里去，在那挂着马克思、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木炭画像(那时他在思想上还未成为纯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客厅里，吃过“油麻茶”之后，他用诚挚的声音和表情，叙述了他当时所做的事情。最后声音变得更加沉着了，虽然他那嗓子照例是有点“沙”的：

“大家应该联合起来做。这是有意义和希望的事业!”

　　我当时一方面沉醉在书本的学问中，另一方面有点怀疑他那种手工业式的做法会有什么效果。因此，虽然被他的理想和热情所激动，却始终没有抛开自己的爱好去参预他的活动。可是，事实到底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

　　在他努力宣传之后不久就产生了一个赤山约农会。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农民组织了。像滚雪球一样，这种结合越来越扩大。团结就是力量。赤脚汉的拳头威胁到地主和大商人们的特殊权益了。照逻辑的程序，接着来的当然是一阵狂风暴雨。官方突然施行压迫，农会解散了。指导者成了逃亡客。

　　他从家乡逃到了广州。那正是国民革命军要出发东征的时候。广州是一个革命的火山。它喷涌着沸热的溶液。他毅然投入那个火口里去。他的“个人性质的”而且遭受过挫败的事业，现在成了革命政府重要政务的一部分。在那里，不但他的事业扩大了、巩固了，他所抱的理想也更加明确了，更加结实了，用一部社会科学名著的简略译名来说，就是——“从空想到科学”。失败不是绊脚石，却是翅膀。它使他高飞了。

大约是一九三○年的夏天，我往苏州、无锡一带去旅行，路过上海。在街上凑巧碰见了同乡友人H·君。我们同到一家小茶楼上。刚坐下来，他就皱着眉头，沙哑着喉咙说：“彭湃死了!”

　　好像惊雷突起在附近，我呆住了。好容易才稍稍恢复了神志。

　　“真的?——怎样死的?”

　　他把他怎样去开会，怎样因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情形简略地说了。最后他说(其实，那简直是泣诉)：

　　“他临死还高喊着口号。当被提出去用刑的时候，他走过一个囚徒的身边，就把身上外面的一套衣服脱下来，送给了那位难友。”

　　他的勇敢,他的镇定，表明支撑着他的是一种什么力量。没有坚强理想的人，不要说面临死亡，就是活着也是凄惶的，无聊赖的。

　　他死去十多年了。中国广大土地上的农民，不断地在战斗着，解放着，现在已经接近了那最后的胜利。他的理想的果子就要红遍枝头了!

有人也许要以为这位旧制度的叛逆者，革命民众的领导人，是满脸凶相的。他可能被想像成了一个煞神。但是，像他对广大劳动人民，心肠是慈悲的一样，他的面目也是善良的。在那有着稍大的鼻子的脸上，常常浮着笑意。比起他那雄伟的理想来，这种容貌倒好像是过于柔美的。此刻，我闭起眼睛，还仿佛看见他笑口里那一排洁白、整齐的牙齿。

　　他学的是经济，干的是变革社会的伟大事业。这又容易使人猜想他是个“上帝板板”的人。艺术的才能和趣味之类，跟他不会有什么缘分。但是，猜想往往只是错误的别名。这位亿万农民的真实的朋友和导师，不但脸孔不是狰狞的，他还是一个有相当才能的艺术家呢。他家里墙壁上挂的那些社会思想家肖像和自画像，都是他艺术才能的表现。如果后来不是革命的行动占去了他全部时间，谁能断定他不成为一个杰出的艺术家呢?其实，革命的行动本身正是一种特殊艺术，或者还可以说，在某种历史条件下是一种更加伟大的艺术。他牺牲了“小的”去完成那“大的”，这不正是他崇高的地方么?

　　真正的革命家是懂得宽容和善于诱导的。当他在广州任农民部长的时候(同时也就是革命正达到高潮的时候)，我却始终咬着那些书本不放。有一回，我看见了他。他微笑着问我的近况。我以实情回答了他。他恳切地说：

　　“每个人应该忠实地去走他自己所挑选的道路……但是，我们当前的时代，是怎样急需肯投身政治活动的知识分子啊!”害羞和感激，一时间涌上我的心头。只有热爱理想的人，才能够轻视世俗的物质享受，才能不作浮薄的骄傲。这是精神上一种庄严的完成。当他在广州革命政府任部长时，位置不能不算高了。可是，身上穿的是旧日的那套黑西装，戴在头上那顶蜜色的通帽，也还是学生时代的遗留物。脸上的表情老是那么柔和的，没有一点得意自大的神态。如果一定要在他身上找出些和旧日不同的地方，怕只有那种匆忙的样子。——是的，他那时候，肩膀上的担负实在太繁重了。

　　他的家在县城外那条龙津溪边。龙津的水长流着。岸上的菩提树终年青青。抬头望去，高大的银瓶山正在那边耸立着。彭湃那不朽的理想和人格也要在这世界上永远吐射着光芒。

这是“人民学者”对“人民领袖”的怀想。这是一曲理想的赞歌!

　　如果真有什么是海陆丰的“血脉”的话，我认为，这就是!这才是！

　　一个是“职业革命家”，一个是“职业文化人”。其实，职业，不外乎一种身份而已。对于具有崇高信仰和博大情怀的人，他们的心灵是相通的，他们对理想的追求，殊途同归。

　　我一直敬服钟敬文对彭湃、鲁迅等先驱者精神的深刻理解和热诚推崇。当最初听到“民间艺术节”要在这里举行的消息时，我就想，一定要打出钟敬文这面“旗帜”。这面“旗帜”的内涵，何止是他在民间文化研究方面的伟大建树啊!

　　当文字、文化成为形形色色的“伪士”的漂亮外衣的时候，当宗旨、信仰成为大大小小的政客的漂亮台词的时候，谈起“理想”，常常能够听到背后的猥琐的窃笑。看来，有些问题，我们是不能不加以辨析的，如我在写彭湃的一篇文章中所说的：“真正属于人民的事业，它的每一个进步，始于人们对所有精神资源的珍视，同时也始于人们对自身精神真相的勇敢面对。今天，我们仍要扪心自问：我们是不是彭湃要寻找的真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