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5月，《当代》杂志发表了作家庞瑞垠的报告文学《东平之死》，文章中写丘死于自杀，同年12月号《小说选刊》选载后，丘东平生前友好草明先生和孟波先生写信给《小说选刊》，认为东平不是死于自杀，一时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几乎是带着火药味的。1986年5月，《当代》杂志发表了黄源先生的文章《关于〈东平之死〉》，编辑在文中特意加了一段声明：现将黄源同志和小说作者的两种意见原文发表如下，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本刊不拟就此继续讨论。黄源先生是与丘先生一起参加盐城华中鲁艺的，同时也是很有影响力的人。后来，我在《丘东平代表作：第七连》一书的作者介绍中又看到了这样的表述，1941年6月，日军扫荡我苏北盐城地区，东平率鲁艺二队的200余人突围受挫，以庄严的道德感拔剑自杀，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创造的沉醉。这么多年来，丘东平牺牲的细节一直被模糊或概念化的表达着。
后来，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经历者的回忆之后，我想尽可能接近真实的历史应该是这样的：
1941年7月24日凌晨，大约四点钟左右，因发现有敌情，夜宿北秦庄祠堂的丘东平与许晴、孟波带着200多人的文艺战士队伍转移，这200多人多半是大城市来的学生，学的是音乐、戏剧，没有战场经验，许多是没有碰过手枪的。一支队伍也就八支枪，几颗手榴弹。
那天雾很大，对面没有多远就看不到人了，湿漉漉的田间小道上，走一步滑一步，队伍走得稀稀拉拉，学生的背包打得也不结实，一路不断有人停下来捡拾背包杂物，有些学生边走边抱怨。丘东平不断地小声告诫大家，要保持行军距离，不准互相交谈，要注意隐蔽，可仍有人违反行军纪律，丘东平几次发火也没有用。他们还是孩子，还不太懂得战争的残酷与厉害。
北秦庄有两座桥，一座大牛桥，一座小牛桥。走过大牛桥，走到小牛桥时，意外发生了，日伪军从东、西，南三面包抄过来，唯一的退路就是刚刚经过的大牛桥。许晴和丘东平扯着嗓子命令学生往后撤。面对这样的真枪实弹，学生们一下子懵了，乱了方寸。
女生班班长凌新在回忆中写道，见丘东平在桥这边的草堆旁站立着，身披米黄色的雨披风，一手握着他的勃朗宁手枪，一手挥动着，招呼学生冲过桥来，快向西北方面跑，那边有我们的队伍。原新旅的张牧在回忆中写道，丘东平发现前面有敌人，他命令战士班上前接火，坚决顶住，其余人快向庄子上撤，很多的学生在他的火力支援和鼓励下，冲了出来，如果没有他，受到的损失会更加惨重。
因为有雾，有不少学生冲过了火力网，活了下来，丘东平的妻子辛文也冲出了火力网。当时的场面很混乱，不时有学生劝丘东平一道撤离，丘东平只是不停地鼓励学生，“不，这里需要我，你们快撤，我掩护！”“不许懦弱，革命战士要勇敢，勇敢呀，快冲过去，”“懦弱的东西，冲过去，冲过去，快冲过去。”“打不死一定要冲过去，不能让敌人抓活的。”在这场遭遇战里，看着孩子们乱了阵脚，丘东平是很着急的，几乎是斥责的口气，孩子们的生命比他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明知随时可能牺牲，他从来没有过躲避的念头。也许临行前他曾向陈毅军长保证过，他会将所有师生完好无损地带到目的地。
在指挥学生突围的路上，丘东平腰部中弹，他负着伤往西北爬，一瘸一拐地走到离北秦庄约一里的黄泥沟时，敌人又紧追过来，为了不受侮辱，在黄泥沟乡民陆应广家前的一个小草堆旁第三棵桑树下，丘东平举枪按住自己的太阳穴，自杀以身殉国，年仅31岁。
举枪的那一刻，他想的是什么？有文学家对那一刻做过极有想像力的创作，我想，他举枪的那一刻已经没有太多想法了，只是很累很难受。战场上突围的指挥已经让他没有任何精力了，而在23日这天晚上，学生们都睡了，丘东平东奔西走查看哨位，一夜没有合眼，他一直忧心学生的安危。对于作家与军人的身份，他更在意的是后者。作为军人，他必须要保护好这些学生，可看到自己的学生一个个倒下去，作为军人的他，怎么能不难受呢？这些倒下去的学生一直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的。这样的一支队伍，仅有几支枪，又如何对付得了另一支有计划有预谋的军队？他真的已经很尽力了，他是一个把责任与承诺看得比生命还重的人，腰部中弹，后有追兵，把人格尊严看得高于一切的他，又怎么能接受敌人的侮辱呢？那一刻，除了举枪，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让他选择吗？他多半是希望活下去的，再过几个月，他就要做爸爸了。
鲁艺学生黄石奇也是真正的亲历者，他突围之后，遇到了同样突围出来的同学朗静，与朗静结伴去寻找其他的同学和老师。在一个叫黄泥沟的小村子，遇到村里的民运女干事沈尹，沈尹告诉他们，村前有个牺牲的同志，可能是鲁艺的，在沈尹的带领下他们见到丘东平的遗体，当时丘东平身边还有折成环形的黄油布雨披，斜挂在肩上，在背包里还有他尚未完稿的长篇小说《茅山下》的手稿。两人请乡民看好遗体，继续找其他同志，在张庄遇到了孟波、王学冉、陈友仁、张惊人，还有丘东平的妻子辛文，辛文听说丘东平牺牲了，当时就晕倒了。黄石奇和地方上的干部请村里的木匠做棺材，孟波请陈友仁带着乡民用一条小船把丘的遗体运到北秦庄西北的东张庄，并在张家祠堂举行了一个小小的追悼会，孟波主持，驻地的三师七旅二十团二营指战员和突围出来的师生都来参加了。黄石奇最后看到了丘的遗容，头部有很小的枪击伤口，血已清洗干净，就像睡着了一样。唯一看见丘东平中弹倒地的是沈尹，沈尹后来在北京工作，是画家、美术出版社社长邵宇先生的妻子。1957年，建湖县成立了烈士丘东平、许晴同志的历史资料调查小组，去北秦庄调查，当时离丘东平牺牲才16年，一些当事人还在，有些乡民回忆说，当时自杀的枪声听得清清楚楚。
丘东平的牺牲方式一直是有争议的，没有争议的是，他牺牲在7月24日的这场惨案里，牺牲在一个叫黄泥沟的村子，腰部和头部太阳穴处中弹。争议的另一种说法是，丘东平在指挥学生突围的路上，牺牲在日伪军的枪弹下，是日伪军通过望远镜看到后击中的，但是那天清晨的雾很大，通过望远镜又怎么能看到呢？一个以自杀方式结束生命的英雄依然是英雄，真实的记录历史是对历史的尊敬，也是对英雄的尊敬。
这个抗战时期被称为最有希望的作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以他丰富的战场经验，若是选择自保，他是可以活下来的。他曾经参加海陆丰农民暴动、松沪战役、福建事变，在枪林弹雨中一次次活了下来，他曾在茅山下的战场上用比母语广东话更流利的日语对日本兵喊话。这样一个勇猛、敏锐、热情的生命，却牺牲在一场意外的遭遇战里，令人心疼、遗憾又敬重。他的牺牲，与郁达夫的南洋殉国，同为抗日战争中中国文学界的重大损失。
无论以何种方式牺牲，他依然是学生们喜欢并尊敬的英雄。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他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