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关于左联的纪念活动比较多:3月2日在上海召开了纪念左联成立80周年的学术座谈会，6月10日召开了殷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6月18日是左联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烈士110周年诞辰，他的故乡江苏常州筹拍一部电影《秋之白华》，展示秋白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之旅，向明年建党90周年献礼。6月22日，广东汕尾市海丰县又隆重纪念左联成员、中国现代“战斗小说”的杰出作家丘东平诞生100周年。

殷夫烈士牺牲时年龄不足21岁，秋白烈士牺牲时36岁，东平烈士牺牲时31岁。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跟这些烈士的光辉名字联系在一起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他们都是名符其实的年轻人，相当于我们今天的80后。他们的牺牲，实在太令人痛惜。

我在使用“烈士”这一称谓时，不禁想起了他们的一些身后事。今年4月，有人在一份颇具权威性的刊物上发表文章，说“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译诗是殷夫哥哥徐培根的译作。《鲁迅全集》的注释者出于政治禁忌，故意采用“模糊术”，把“反动军官”的译作安到了“左翼诗人”身上。事实上，这首译诗完全出自殷夫的手笔。6月12日，读到江苏常州瞿秋白纪念馆的内部报纸《江南一燕》，上面刊登了秋白女儿瞿独伊的长文《父亲平反前后》，回顾了烈士变“叛徒”再由“叛徒”恢复烈士本来面目的曲折过程，读后真的让人“痛彻心肺”。东平死后的遭遇当然比秋白好得多，不过他的作品也一度受到冷落；也有作品和论文把他1941年在反扫荡中“殉国殒身”(陈毅语)说成是“自杀”。对这个问题，目前尚存争议。

其实，是自然死亡还是自杀，并不影响思想家、艺术家、文学家在思想史、艺术史、文学史上的定位。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是跳海自尽，荷兰画家凡·高是开枪自尽。文学家自杀的更多，如美国小说家海明威，日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前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和小说家法捷耶夫……都是自杀身亡。今年6月16日是端午节，《南方周末》策划了四个整版，纪念一个投湖的作家老舍。然而，在极左思潮影响下，也有人误认为自杀跟“畏罪叛党”或“动摇怯弱”有必然联系，所以把自杀当成了一种纯粹的消极现象。

不过，我并不准备从精神现象学或伦理学的角度评价自杀问题，而只想从史料学的角度澄清一个问题，即对回忆录或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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