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麟院长与参加全国妇产科学会代表在一起。

柯麟根据自己人生和工作的丰富经验，在教学上很有自己的真知灼见。一方面，他认为既要吸收苏联先进的教学经验，又要按中国国情办教育，在教学改革中，他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认为医学生除了掌握理论知识，最重要的就是要参加实习。同时，他认为在学术上不应当“肯定一切”，也不应“否定一切”。应该要讨论研究，取长补短，走出自己办学和医疗事业的道路。

几十年来，柯麟坚持实事求是，按照高等教育固有规律办学，得到上级领导的支持，他以非凡才智驾驭中山医学院这艘巨轮，抗击惊涛骇浪，进入“潮平两岸阔”的发展阶段，被誉为中山医学院的“一代宗师”。

他审时度势，巧化矛盾，立“三基”、“三严”学风至今仍被奉为圭臬；他关心和爱护知识分子，殷殷关注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团结广大师生员工；极力为教师科研创造良好条件，引领中山医建成全国重点医科大学；改革开放后，柯麟以80高龄重回中山医并参与创办暨南大学医学院，书写我国医学教育新篇。

柯麟的学生、老下属卓大宏教授在著作《红楼情愫，青山感怀》中向老院长献词：“医教师表兮，百代之所宗；雄勋伟业兮，后世之所崇。”日前，南方日报记者对话《柯麟传》作者之一、中山医科大学原党委书记、中国康复医学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卓大宏教授，回顾柯麟的30年医学教育路。

在广东省档案馆，有一组有关柯麟工作安排的来往信件。1950年10月29日，叶剑英和原华南分局书记方方，写信给中央：因中央医院中山大学医院及医学院在华南起领导作用，现无适当人选，拟任柯麟医生为上述医院及医学院的院长。还可兼顾澳门方面的工作。周恩来总理在11月7日的复电中说，中央卫生部要求速调柯麟来京任办公厅主任。新中国刚刚组建，人才奇缺，柯麟成为京粤两地都想调动的对象。但心思缜密的周恩来提出了第三种方案，柯麟如尚需留澳门，则两处均可不调。

经再三斟酌，柯麟于11月14日复电周恩来总理，表示愿意服从组织决定，回广东工作，这样可以兼顾澳门的工作。周恩来和中央人民政府同意了他的意见。

1951年春天，柯麟离开生活了15年的澳门，举家迁回阔别20多年的广州，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任广州中山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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