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炯明并非是一个“空想的理论家”,他的“政治理想”亦非毫无历史价值。事实上,他是一个敢于面对挑战、力求解决实际问题的“改良者”。

陈炯明(字竞存)是近代中国最具争议的历史人物,当年国民党以“党化教育”之需,斥之为“叛徒”、“军阀”,可见其中莫大贬义。事实上,陈炯明参加辛亥革命、护国讨袁和护法运动,尤其主政广东期间,严禁烟赌,发展教育,提倡新文化运动,坚持“联省自治”的政治实践,反对武力统一中国,不失为政治上的一种远大目光,亦因此,与孙文政见相左,最终决裂。从那以后,国民党史家对陈炯明大都“诬蔑诟谇”,国民党元老之一莫纪彭痛心疾首,尝言:“大多出诸个人之恩怨好恶,而各种批评之悖于史实者,莫甚于否定竞存献身革命之光荣经历。”

七十多年过去,今人对陈炯明的评价和认识或有改变,尤其对他与孙文的矛盾及生死冲突,能回到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辨析,这自是理性的一种回归。不过,从历史事实看,陈炯明确是一位复杂多面的政治人物:你说他是“军阀”,他一生最注重的是“文事”,即如唐振常所言,“他本人就长于文事,虽掌军而反对军治”；你说他出资捐助中共在广东的机关报(《广东群报》),他后来的政治取向又突然转变；你说他寄希望于在苏俄军事顾问帮助下改造军队,他又极力反对“党治”和“党化教育”；你说他是孙文革命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却坚决反对武力北伐,甚至认为选举“大总统”非在其时,请孙下野……尽管如此,政治经历复杂的陈炯明,当年主政广东坚守“联省自治”不失为历史的一种理性选择,“就20世纪上半叶而言,联邦制——‘联省自治’是统一和发展中国最好的道路”(袁伟时语)。

1920年以湖南省为首,西南各省相继展开“省宪运动”,广东社会也出现类似情况,“这一方面是受到舆论报刊之影响,而另一方面,实在也是因为桂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护法军政府在广州存在的三年多期间中,使广东省民有了痛苦的经验”(胡春惠语)。就陈炯明个人而言,除受到风潮影响之外,“且其在闽南之政治经验,也是鼓励其决心自治的原因”；再加上“护法已不足为号召”(陈炯明语),全国人民渴望的不是武力讨伐,而是“和平统一”。此时,北有遭指责的“非法”(第二届国会正式选出)总统徐世昌,南有“非常”(“非常国会”不足法定人数,合法性遭质疑)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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