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三大”后，陈其尤作为民主运动中的一名勇猛斗士，积极投入到反蒋斗争的洪流中。从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到抗战时期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充分表现了陈其尤的爱国主义精神。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他疾恶如仇，敢于斗争，一旦确定了目标，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这种品质在其后的斗争中得到充分表现。
首先，陈其尤高举反蒋大旗，公开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致公党“三大”后，陈其尤加强了致公党的宣传工作，于１９４７年１２月１日创办了中央机关刊物《公论》。在《公论》中，陈其尤写下多篇重要文章，在海内外广为宣传中国致公党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打内战、搞独裁的罪行，教育广大华侨抛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幻想，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公论》创刊号中，陈其尤撰写了《中国致公党之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一文。文章回顾了致公党的历史，阐述了致公党“三大”后的使命：一是争取和平统一，二是争取真正民主政治。文章对于蒋介石破坏和平、大搞独裁的狼子野心进行了充分揭露，指出“国民党反动派不能不负此责任矣”。陈其尤认为，要实现和平统一，必须“及时还政于民”，“邀请民主各党派以及各阶层代表共商大计，仍走协商路线，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大家携手，在民众监督之下，组织联合政府，夫然后所谓和平统一，乃有希望”，否则“和平之神，必永无降临之日”。为教育和帮助广大致公党员更好地认清形势，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陈其尤在１９４８年３月１日发表了《认清现实，不要犹豫》的文章，就实现和平、土地改革和对美态度等问题阐述了个人观点。文章指出：在中国要实现和平，就必须推翻南京独裁政府。要有中国人民的生存，就不能有南京卖国独裁政府的存在，因为南京卖国独裁政府是空前绝后的卖国残民的政权，它对中国一切悲惨现象要负主要责任。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我们只有彻底消灭南京的卖国独裁统治，没有让我们中立的空间，更不容我们有犹豫的时间。只要我们把私人的利益与情感，服从于人民的利益与正义，南京独裁政府的任何阴谋诡计，以至它本身，都将在全国人民的怒火之下，化为乌有。
其次，在当时国内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中陈其尤坚决站在人民一边，广泛团结海内外华侨和广大洪门人士，积极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推翻蒋介石国民党集团的斗争，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同蒋介石反动统治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在国内外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１９４７年５月２８日，致公党中央发表声明，对国民党当局疯狂逮捕青年学生以及无理封闭同情学生运动的上海几家报馆的行动，表示强烈抗议，对爱国学生和教授们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给予有力声援和支持。１９４７年８月１９日，以陈其尤为领导的中国致公党发表了《为反对国民党政府“总动员法”告全体党员》书。在这篇文章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总动员法'所含有的内容，无一而不是害国害民的。过去抗战八年，国民在政府的总动员之下，已经是筋疲力竭，苦不堪言，抗战结束，政治协商会议宣告成功，国民正庆幸国家回复和平，人民稍得透一口气，借苏困乏。不意政府乃无视人民的利益与要求，只为三数豪门的权位打算，竟不惜撕毁政协决议，背叛国民，从事挑起内战，现在更以总动员法的颁布，把和平之门永远关闭，决心与人民为敌到底，这究竟是何居心？由此可以断言，‘总动员法'的颁布，更暴露国民党政府之贪污腐败”，“国民党政府前途之黯淡，亦于此可见了”。陈其尤和中国致公党还利用华侨政党的特殊地位，公开发表声明或评论，号召广大海内外侨胞反对美国政府援助蒋介石独裁政权，并愤怒谴责与声讨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行。这些声明或主张的发表，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对于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反动面目，对于团结、教育和发动广大海内外侨胞参加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与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对于促进人民民主运动高涨和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１９４８年４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打到南京去，活捉伪总统蒋介石”，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的这一号召，立即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海外华侨和无党派人士的热烈响应。５月５日，陈其尤同其它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国内外，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口号。５月６日，以陈其尤为首的中国致公党还单独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宣言》公开批驳了某些民主人士企图走第三条道路的幻想，指出：“今天中国民主革命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摆在全国人民面前的主要课题，不但是如何加快结束反动统治的独裁政权，而且是如何建立真正属于人民全体的、平等的、合理的民主政权”。“全国人民和人民公敌之间的生死斗争已达到最尖锐化，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在革命与反革命之外，“已经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因而没有任何第三条道路可走。历史决定了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将要“走进自己掘好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的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宣言》公开承认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和将要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指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为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这就表明了中国致公党已从主张参加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国内各民主党派处于平等地位，转变为拥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运动和新中国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政协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代表全国革命阶级和一切爱国民主阶层的利益和要求”，“与本党一向对国是的主张和奋斗目标，也正相符合”，所以它号召广大华侨将来“大踏步地回到民主的祖国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国家而奋斗。为了更广泛地宣传“五一”号召，迎接新政协会议的召开，陈其尤还在１９４８年６月１５日出版的《公论》上，进一步发表了题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的文章。他认为，新政协会议的召开，是今日中国民主革命总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完全是真正的符合了代表了全国人民意志的，我们更须使它一切任务和步骤，得到彻底实行和保证，以完成建立真正民主联合政府这个全国人民奋斗的总目标。
由上可见，致公党《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和陈其尤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与任务》文章的发表，深刻表明了陈其尤在思想上、政治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思想上，他由与中国共产党联合合作变为主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由信奉旧民主主义发展到明确承认新民主主义为建设新中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同时在政治上，他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战线中的一名坚定的战士。
第三，参加筹备新政协，迎接新中国的诞生。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陈其尤与其他民主人士，主动接受中共的邀请，进入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在东北解放区，陈其尤在各地进行参观，目睹了解放区的新气象，并对当地工业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道：“我深信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中国是可以从经济落后的农业国一变而为进步的工业国，新中国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的确是非常的乐观。”１９４９年２月２５日，陈其尤和其他民主人士抵达北平参加筹备新政协。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大会期间，陈其尤作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席代表发了言。他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召集，实在是适合今天中国人民迫切要求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创举。中国人民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与剥削，真是到了极点，“民不聊生”四个字也不足以形容这种惨状。要使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从上述三种压迫之下完全获得解放，除了经过像人民政协这种广泛而深入的民主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以进行长期斗争，是无法取得的。在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时，陈其尤称赞道：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及中国境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样非常明显地把我们的团体和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形式规定出来，实是很适合于中国的客观环境。政府的组织形式，既不是资产阶级的那一套，所以没有什么三权相互制约的那些叠床架屋的机构，这充分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极有效率的而不是官僚形式的。至于中央政府的各部中，有关财政经济者竟达全部部门的半数以上，这充分表明了我们的国家今后应以经济建设为第一，这是使我们全国人民真正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完全解放出来的保证，我们惟盼大会能迅速依照这个组织法，选出中央政府，以进行全国的建设。对于《共同纲领》，陈其尤认为是三个文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可说是大家反复讨论后才获得的共同结论。
它固然代表了各民主党派及各民主人士的共同要求，也代表了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是百余年来我国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和牺牲生命换来的，可以说它是我们现阶段的大宪章。他认为，华侨对于祖国的民主革命素来努力，且其力量雄厚。此纲领对华侨利益，多已顾及，今后我们愿尽最大的努力推动侨胞各尽所能，为新民主主义的祖国建设而共同奋斗。陈其尤等还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法》的制定、《宣言》的起草，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的审查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