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的护法运动，陈炯明率粤军入驻福建漳州，建设闽南护法区，赢得了“模范小中国”的美誉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在一般人印象里，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1922年6月16日的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上海。然而，时至今日，如果我们不是以尊重史实的态度，把历史事件放在相应的历史条件下作客观的考察，还是率由旧章，简单地用“乱臣贼子”、“犯上”、“弑主”、“逆伦反常”之类封建罪名，作为定谳，实在无助于重新厘正这笔历史旧账……

根本分歧

陈炯明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谘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这就未必为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所同意。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眼里，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他说：

我们建立民国，主权在民，这四万万人民就是我们的皇帝，帝民之说，由此而来。这四万万皇帝，一来幼稚，二来不能亲政。我们革命党既以武力扫除残暴，拯救得皇帝于水火之中，保卫而训育之，则民国的根基巩固，帝民也永赖万世无疆之休。（居正：《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

陈炯明并不赞成此说，他曾经批评：

训政之说，尤为失当。此属君政时代之口吻，不图党人袭而用之，以临吾民。试问政为何物？尚待于训耶！民主政治，以人民自治为极则，人民不能自治，或不予以自治机会，专靠官僚为之代治，并且为之教训，此种官僚政治，文告政治，中国行之数千年，而未有长足之进步。国民党人有何法宝，以善其后耶？徒使人民不得自治机会，而大小官僚，反得藉训政之谬说，阻碍民治之进行。（《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

“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联省自治者最津津乐道的，就是北美13州经独立战争脱离英国后，经由11年高度地方自治的“邦联”，进而建立“联邦”的历史。这似乎为久经战祸、渴望和平统一的国人提供了另一可行选择。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陈炯明对联省自治尤为心驰神往，1921年2月，他在《建设方略》一文中，详细解释了自己的政治见解：

近世以来，国家与人民之关系愈密，则政事愈繁，非如古之循吏可以宽简为治，一切政事皆与人民有直接之利害，不可不使人民自为谋之。若事事受成于中央，与中央愈近，则与人民愈远，不但使人民永处于被动之地位，民治未由养成，中央即有为人民谋幸福之诚意，亦未由实现也。（《陈炯明集》下卷，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9月）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

总统选举

对孙中山的主张，陈炯明等人则不以为然：依总统选举法，总统由两院联席选出，出席议员至少须全部的三分之二，即580人才能举行选举总统会，现在广州的旧国会议员才两百多人，还不够原众议院人数的一半，而且实行记名投票，这岂不是自毁法律吗？和北方毁法，又有什么本质不同？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什么地方自治，什么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孙中山则以为陈炯明的保境息民怀有私心，他的性格，是认准了的目标，便义无反顾地走下去，成败利钝，在所不计，此亦所谓“知难行易”也。陈派的人最终拗不过孙中山。1921年4月7日，两百多名议员召开非常国会，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

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正如陈炯明预料的一样，孙中山当选总统和西征、北伐，仅仅是一件事情的三个环节，它们是紧紧相扣的。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粤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楔入广西境内，8月初，进驻南宁。

随后，孙中山派邹鲁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并由广东政府接济军费400万元。但陈炯明说，粤桂战争花费巨大，能动用的钱差不多都投进去了。他想尽一切办法，也只能筹到200万元，还要等北伐军出发以后才能付出。双方信使，徒劳往返，无济于事。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结果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华字日报》）1922年6月24日）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刺杀陈炯明之举。（章太炎：《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载《广州文史资料》第9辑，此事亦经黄大伟本人撰文证实）

邓铿之死

经过长时间的酝酿之后，1922年2月3日，孙中山决计取道湖南，进兵北伐。但由于连年被兵，湖南方面无论是当局还是人民久已厌战，所以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军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

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这时广州发生了一件凶案。

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在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刺，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的，然而，从目前的史料看，这种说法大可质疑。据罗香林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回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罗香林：《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陈炯明叛国史》也说：“邓被刺后，抬入总司令部，曾向大众叹气言曰：‘我知参谋长地位危险，何必自己人杀自己人。’有问凶手为谁者，邓又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凶手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后来陈炯明辞职离开广州时，“邓仲元（铿）夫人及邓之介弟闻讯，赶至车站送行，陈与之谈话甚久，语及邓仲元身后时局之状况，相对泣下。”（《申报》1922年4月30日）可见邓的亲属都不认为陈炯明是幕后黑手，陈邓两家还一直保持着通家之好。

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刺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人所为。美国副领事在1922年4月4日有一份报告说：“关于谋杀邓铿的动机，我从外国情报探得两报告，一说是广西系所为，另一说是国民党，以警告陈炯明而下毒手。”英国总领事在4月22日也有一份报告说：“国民党谋杀陈炯明的参谋长邓铿，现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

邓铿之死，对孙陈间本来就脆弱不堪的关系，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有一种说法是，陈炯明不愿全力支援孙中山的北伐，孙中山为解兵马粮饷之忧，必欲除之而后快，是以杀陈手下的第一大将，以收杀鸡骇猴之效。（汪荣祖：《邓铿之死真相探索》，载《李敖千秋评论丛书》，1990年2月）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孙中山让廖仲恺转告陈炯明：一、陈炯明参加北伐，二、筹措500万元的军费。陈炯明无法接受孙的条件，遂被罢黜。

举兵北伐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决定行止。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5月9日，孙中山在韶关大誓三军，旌麾北指。“出师宗旨，在树立真正之共和，扫除积年政治上之黑暗与罪恶，俾国家统一，民治发达”。然而，当孙中山谋求与奉、皖结盟时，已经把北伐降格为一次普通的军阀战争了。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

炮轰总统府

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在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5月8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他率领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省城。

粤军虽然打着迎陈复职的旗号，但内部已经开始分化。一派要求陈炯明马上回省，恢复所有职务，镇摄大局；另一派则不满陈炯明对孙中山的态度过于软弱，希望由叶举来领导粤军，与孙中山彻底决裂，如果陈炯明不同意，就请他出洋，或者继续留在惠州休养。5月31日，上海《申报》的一篇文章，透露了粤军内部的分歧：“现在陈之部曲，亦分两派，一主张陈氏即速回省，则大局立定；一主张陈氏不可造次，俟解决完妥后，始可返省。”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1日，孙中山率领两营警卫，从韶关返回被粤军重重包围的广州。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他对那几个小军官说：“告诉你们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升火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显然，他不希望被人误解。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这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

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是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不难于三小时内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的军人，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去，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申报》1922年6月19日）

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彭智芳：《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6日凌晨，粤军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登上军舰，海军宣布和叛军开战。饶是如此，这场叛乱同谋杀还是有点差别，因为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了消息，让他赶快逃跑。他们提出的要求，也正是前面蔡元培等人所提出，请孙中山兑现他与徐世昌一齐下台的诺言。（《晨报》，1922年6月4日，并参见袁伟时先生相关分析：《文化专横与历史污秽》，载《二十一世纪》网络版第三期，2002年6月29日）

孙中山与陈炯明的政治分歧，几经波澜起伏，最终不得不诉诸武力，以悲剧收场。

由段云章、倪俊明编着、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炯明集》，于1998年 9月问世。全书共两册，88万字，举凡陈氏的论著、文告、函电、演说、谈话、公牍及杂着等，概行收入，未加改动删节。除加必要的注释外，不作任何评论。该书编者认为，“编辑本文集，旨在存真求实，提供研究资料，希望有助于了解历史人物的全貌，有助于对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和广东史的相关人物和事件进行更全面而深入的探讨。”该书所收资料，均按时间顺序排列，其他技术处理办法，详列于卷首《凡例》中。

这是第一部公开出版的陈炯明文集。该书出版本身，就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值得充分肯定。它的出版，有利于学术研究的自由探讨。毋庸讳言，在历史研究中，陈炯明是一个十分敏感的人物。长期以来，他被视为革命叛徒、反动军阀，是一个负面的角色。替这种人出版文集，过去是匪伊所思之事。现在好了，文集不但印出来了，而且印得十分精美，它甚至还是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大学的出版社出版的。由此，人们不难看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已有长足的发展进步。

陈炯明究竟是什么人？一般说来，民众是不甚了解的。在人们印象中，陈炯明的部队在1922年 6月16日公然围攻观音山（今越秀山）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酷暑中在白鹅潭“永丰舰”（后改名“中山舰”）上待了几十天，待援无望，只得转赴上海。此后，孙、陈二人成为死敌。陈部盘踞东江潮梅，并屡屡进犯广州，数年间与孙部及由国共合作建成的黄埔（东征）军作战，以迄于1926年陈部彻底失败，始告终结。这几年的历史，大体上就被许多著作写定为陈氏一生的结论，当然不能是正面人物了。对于这一点，陈炯明是有预感的。所以，当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陈氏便亲拟了一副挽联致悼：“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罪是非，自有千秋青史在；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仇私谊，全凭一寸赤心知！”陈氏敢言千秋青史在，对于本人生平事业，自有其信心与评价。应当承认，陈炯明这三个字，曾是颇有份量的。陈氏学生出身，清末任广东咨议局议员，以严禁烟赌、主张地方自治著称于世。1909年加入同盟会后，他参加过黄花岗起义，策划了广东独立。直至“二次革命”失败，他任代理都督等职，是广东主要军政负责人。陈氏未与闻中华革命党的创立，从国民党的党务来说，关系有些疏离。但他仍坚持反袁活动，积极参加护国战争。护法军兴，他追随孙中山，在孙支持下，接收了广东省长亲军二十营，编成“援闽粤军”，任总司令，所部移驻福建漳州。在漳二年多，颇着政绩，被称为漳州新政。他热情地接待了苏俄代表，对列宁表示景仰。1920年粤军返粤，攻占广州。随后击败旧桂系，统一两广。此后，陈氏担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等职，孙中山虽然第二次开府广州，陈氏却是广东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既主政广东，他不顾财政困难，厉行禁烟禁赌（盖烟赌税收为广东历来收入重要来源），推行地方自治，实行县长民选，种种措施，彰彰在人耳目。他重视教育，栽培了彭湃等有作为的青年；又诚聘陈独秀来粤，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以故，陈独秀未能出席中共成立之“一大”。

陈炯明虽是孙中山的部属，但他本身又有一个人事网络. 孙中山考虑较多的是全局问题，力主北伐，统一全国，在1921─1922年，先后以桂林、韶关为基地，亲自统军申讨北军，终因力有不逮，劳师无功。陈炯明从广东实际困难出发，不赞成北伐，主张联省自治，并认为孙中山出任非常大总统，尚非其时。孙陈矛盾逐渐显化，在邓铿被刺后，无可调和，终于酿成“六一六”之变。孙陈决裂之后，陈氏宣言反对“赤化”，自然也反对中共。不过, 陈氏毕竟是血性男儿，“九一八事变后，他明确反抗日寇侵华，坚决不与日本人合作。在党派问题上，他与孙决裂后，自然不再是国民党员。1925年，在他所派代表参与下，美洲致公堂改组为中国致公党，陈氏被举为总理。陈氏革命大半生，不敛财，不二色。失败后流寓香港，依靠昔日旧属接济过活。1933年，因染疾入医院，旋告不治。陈氏家无长物，穷极，借用为其母预备的寿材，始得以入殓。一个人身死无以善后，极为常见；一个暄赫一时的地方军政长官，结局如此穷困者，则世所罕睹，而陈炯明与有焉。

从中国传统政治道德而言，反叛上官，以逆犯顺，是大逆不道，当事者被视为乱臣贼子。故从孙中山、国民党立场上去划线，陈炯明当然是罪不可逭，人人得而诛之。但是，如果我们不是从上述立场去评判，而是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与事变之因果关系，考察当事者主要方面或其一生，或者可以借用古人的一句话，叫做不以一眚掩大德。那么，陈氏至少不属于大奸巨恶之列，其是非功过，确实值得史家们掩卷三思。

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武力犯上者，不止一二起，或称革命，或称兵谏，但其他发动者并未如陈氏之受恶名，可见，世人在对同一类问题上，具有双重标准。老实说，陈氏之发动“六一六”事变，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究其动机，仍在驱孙离粤，并非如若干宣传品所说那么严重，欲置孙于死地。陈氏致函孙中山即称，“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得遵行。”走了就好，不为已甚。孙离开了广东，陈氏并未料到此后不能复合，因为昔日黄兴，章炳麟等人与孙都曾红过脸，事后握手，又何尝不仍然是同志？情况也确实如此，直至孙中山辞世，国内不断有好心人居问调停。孙、陈面对种种现实，均表示愿意和好。不过，孙坚持要陈氏写一纸悔过书，而陈氏则坚决不写。假使写了悔过书，是否即可“定邀师弟如初”呢？历史是根据事实讲的，无法悬拟。或者可以这样认为，陈氏写了悔过书，又用行动证明其永不翻案，那么，后人写史，便不会有“陈炯明叛变”一说了。问题出在哪里？读者自会思考。还有个问题，“六一六”事变后，凸显了蒋介石在孙中山营垒中的地位。此人在漳州时曾是陈氏部属，但积不相能。及陈与孙部一战再战，两度东征，使蒋氏势力坐大，控制了国民党的兵权，从而影响了中国半个世纪多的历史。此中关系，似乎还未引起多少人去注意。《陈炯明集》收入了有关的资料，诚如该书编者在《后记》中所指出的：“鉴于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具有多面性、多重性和矛盾性，并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如在资料整理上有所回避或曲加掩饰，都必然有失历史真实上易于产生错觉和误解；而全面，系统，准确资料的提供，则能为客观研究创造必要前提，俾能发展实事求是的研究，得出较切合历史实际的正确认识。”这是正确的史料观。治史不能曲学阿世。编历史名人文集，属于治史范围，目的是将史料完整地编印出来，供研究者使用。这项工作虽不能夸大为功德无量，但其价值是不容低估的。《陈炯明集》之出版，意亦同此。

1997年，陈定炎、高宗鲁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取名为《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法─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顾名思义，它做的是翻案文章。陈定炎系陈炯明之子，早在1991年，他即编过一本《陈竟存（炯明）先生年谱》，迹其用意，在为乃父鸣冤。那么，这部《陈炯明集》之出版，是否也有为陈氏“讨一个公道” 之嫌呢？笔者以为，大可不必为此担心。

首先，（陈炯明集》的编辑意图，已如前揭，至为明确。文集所收集主之文字资料，比较系统、全面，计图书43种，报纸17种, 期刊23种，其他资料 3种。编外虽然不无可补之篇，要之，就总体而言，已可谓较为齐备。但文集中陈氏言论之是非曲直，编者未赞一词。这样也就不存在引导读者的问题了。

其次，过去没有出版陈炯明文集，一般人对陈氏的了解，多来源于1922年以后国民党官方或该党学者所发表的论著，如《陈炯明叛国史》一类的书。众所周知，打官司须得两造各有证词，记录在案，经过律师辩论，法官才能定谳。对陈炯明其人，要判定其一生是非功过，若缺少他本人的资料，词执一面，结论自无法称其公允，此是极为浅显的道理。不是严肃的学术著作，而是宣传品，往往不那么真实。即如上面说到的《陈炯明叛国史》，十几年前海峡两岸均重行印刷，且有誉之为“史学工作者今久已视为研究民国史的有价值的参考用书”者。复案此书在1922年 8月完稿，同年11月在上海发行。出书之日，距离“六一六”事变还不过百余日，何其神速乃尔！著者鲁直之等三位是何许人，无考。该书对陈炯明，从其在娘胎时即骂起，一生活动，了无是处。试间，既然陈氏系一无赖之徒，见之者莫不掩鼻而过，避之犹恐不及，何以英明如孙中山，竟倚之为干城，使之如指臂；中国致公党还拥戴为领袖，推举为总理？可见，这部《陈炯明叛国史）实为恶札，开日后“四人帮”大批判之滥觞。虽说谣言止于智者，但若无对立面之证言，三人市虎，诚恐“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的明训．仍将验证于后世。所以，《陈炯明集》之出版，为历史研究提供了资料，可让人们去重新认识民国史上若干重要事件，藉以纠正那些不尽不实的结论，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第三，公正的历史学家要写的是信史，而不是秽史。当代的广东，学术研究方面，总的来说较为讲究实际。早在80年代初，广州某高校的一位研究生，便做了一篇关于陈炯明在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活动的硕士论文，实事求是地探讨了陈氏早期活动的事迹，深得行内学者的赞许。及至1989年，段云章等人出版了《陈炯明的一生》。这部书虽不无时代痕迹，但亦力图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提出分阶段评价陈炯明的见解，叙述了陈氏应该肯定的地方，而未一概骂倒。上述各项研究，均是以平常心态，凭史家的直觉与良知，爬梳史料，分析原委，初无翻案观念存于心中。况且，段云章教授从研究生时代起，即师从陈锡棋先生研究孙中山，至今已将近四十年，于孙中山研究，功力至深，著述繁富，对孙中山可谓高山仰止，神与情具。观其往昔，又何贵乎贬孙而褒陈？看来，编者主要是出于学术良知和进一步开展研究中国和广东有关人物和事件的需要，是真正学者之所应为。

《陈炯明集》无疑是一部有价值的、学者可以放心征引的文集，但也不是说它已尽善尽美，毫无缺点。笔者在通读之余，感到它有三个方面，是可商榷的。其一，是资料仍嫌不足，有深入发掘补充的必要。有的文篇，据悉编者已经掌握，但收入时遗漏了。例如，黄三德《洪门革命史》载有1924年2月2日陈氏致美洲洪门函件一通，内容重要，文集刊落了。1925年 3月12日孙中山逝世，陈氏亲撰挽联致悼，文集亦未收。1922至1923年，陈炯明与洛阳吴佩孚信使往还，函电交驰，此事见于多书，《白坚武日记）且详其事。例如，1922年10月26日记，“白楚香（逾桓）代表陈竞存述对大局意见。”11月 4日，“陈竞存代表熊宝慈来洛，陈述陈对于时局主张。”14日，“陈竞存代表熊子勤回湘赴粤报命。”12月 7日，“陈竞存代表谭道南来洛，致陈竞存手书述大局意见。”13日，“晚刻，与陈竞存代表谭道南磋商南北名义收束办法。”16日，“吴使再电竞存宜趋向统一，谭代表并有电。”19日， “陈竞存电，先宪法后选举。”28日，”陈竞存宥电，确示以制宪为统一标准。情辞颇恳切，吴使为转宁齐，保曹。陈之为人虽毁之者多，以其智慧事业论，实为海内健者。”白坚武当时任吴幕政务处长，所记各条，当是实录，且应有具体文电全文。陈氏文集未见收录；而所收两件关涉吴佩孚者，与白氏日记所记之事无涉。此时吴佩孚鹰扬牧野。虎踞洛阳，正是八方风雨会中州之际，共产国际、孙中山、康有为等国内外各种势力均欲交欢洛吴，冠盖风尘于道。陈氏与洛吴往来函电及口信，若能发现，必有可观。尤有进者，民元以后，由于孙中山不承认会党在辛亥革命中之作用与地位，拒绝洪门立案（注册成为合法政团），因而使洪门人士与孙关系交恶。迨孙陈决裂，美洲洪门（致公堂）决意拥陈，故有陈炯明任中国致公党总理之事。其中史实经过，外人难道其详。今文集于此事未见反映，当系由于史料缺失所致。据说美国等处洪门资料保存尚好，若能查找，或有重要文献发现，即于研究致公党历史，亦将大有裨益。总之，陈氏生平波澜壮阔，有关函牍, 文书, 言论，无虑数千百件，因无妥善保管，期窥全豹，已不可能；但文集编成之后续有发现，则是有望之事。

其次，该书设计、印刷与书品，俱属上乘。但检校全书，发觉标点、订误欠妥及误植之处，尚有所见。第三，是体例方面；似有可议之处。例如，文集是否要收附录？现集中有的篇目收了附录，有的资料完全可以作为附录收入，以对应正文，但文集中却未见收，由此使人读后感到此项应在《凡例》中事先有所交代，以期划一。

编好一部名人的文集，良非易事。有的名人文集，反复编过几次，均未尽如人意，还准备再编。由此可见，求真存实，力争完善，其事颇难。《陈炯明集》这个本子，编者花费10年心血，广泛搜集资料，辑入各件达1100余篇，应当承认，其起点是高的，水平也是高的，尽管还有些不足，并不影响全书质量。

世无完人。陈炯明更不是完人。陈氏死后，章炳麟为撰《定威将军陈君墓志铭》，内谓“伤其不幸，以恶名见蔑”。自是以来，已经65年。在史学研究已走上正轨的今天，根据这部文集所提供的资料，相关的研究，相信会开展得更好；就是关系陈氏生平的是非曲直，也可以根据当时具体的历史情况和日后历史的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并得出更为符合历史实际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