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他作为普通一兵参加了“黄花岗起义”，从此矢志革命；他曾因检举蒋孔家族发国难财而入狱，这种正义品质贯穿了他的一生；抗战胜利后，他为恢复与重建中国致公党，做出重要贡献；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参与政协组织大纲的起草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做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他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近代史专家这样评价他：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他疾恶如仇，敢于斗争，一旦确定目标，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遭列强欺凌，生活在广东沿海地区的海陆丰民众的感受尤其深刻。1892年，陈其尤就在那样一个内忧外患的时代诞生于海丰东芴一户姓陈的大户人家。
参加黄花岗起义和惠州战役
1903年，家人把陈其尤送进了当地有史以来第一所新式高等小学。这是一所完全不同于传统“私塾”的新式学堂，不仅学诗书礼仪，更要学现代科学知识，受到进步观念熏陶的老师还向他们灌输民主自由的理念。
1908年，17岁的陈其尤来到广州“博济医学堂”学习。在这里，他首次接触到革命党人。孙中山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深得人心，陈其尤开始把推翻封建满清王朝作为自己的使命。1911年，年仅20岁的陈其尤加入了中国同盟会。同年4月27日，陈其尤参加了由黄兴、赵声等革命党人策划的广州“黄花岗起义”。由于事先走漏消息，起义组织者不得不临时改变计划，未能集中力量，最终寡不敌众，被清政府残酷镇压。参加这次起义的同盟会会员中，战死和被捕牺牲的烈士就有86人。
这次起义虽然遭到失败，但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给年轻的陈其尤带来的内心震撼也非常巨大。虽然陈其尤在黄花岗起义中只充当了普通一兵，但对他本人来说，却是一个走上革命道路的全新起点，在正义的革命行动中，他深刻地感受到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高尚品格。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掀起了全国各地新的革命浪潮。10月下旬，陈其尤参加了在惠阳淡水的反清起义，11月10日，起义军发起惠州战役，一举攻占了惠州城，起义军的浩大声威迫使广州都督府宣布脱离清政府。
辛亥革命胜利后，陈其尤因参加过两次起义且年轻有为，1912年，时任广东都督府都督的陈炯明派他去日本留学。1916年，陈其尤从日本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系毕业，同年回国，在北方政府财政部任职。
1917-1918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了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陈其尤毅然辞去北方政府财政部的职务，南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在广东陈炯明部担任粤军总司令部机要秘书。其间，粤军向福建发展，陈其尤还作为粤军驻厦门鼓浪屿代表，负责护法运动失败后回到上海的孙中山与粤军之间的联络工作，并先后出任福建东山、云霄县县长，潮海、汕头海关监督兼海关外交特派员等职。
1931年，陈其尤加入中国致公党，在致公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陈其尤被选举为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负责人之一。
揭发军火黑幕反入狱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国家灾难深重、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致公党中央谴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取消党治，以团结各党各派共组抗战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同时训令：“海内外各处党员，一致参加抗战工作，出钱出力，以尽职责。”
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在此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海内外侨胞怀着“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赤子之心，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救亡。中国致公党是组织海外捐款的主要力量。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1年底，华侨汇款额相当于同期国民政府总收入的1/4，将近国民政府军费开支的1/2。甚至后来的日本政府及学者都把抗战时期的侨汇统统直接称为“抗日战费”。在这样的背景下，1938年发生了一件改变陈其尤一生命运的重要事件。
陈其尤与蒋介石早年在北伐战争前的粤军相识，并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1937年，陈其尤被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委任为驻香港的特派员。此时的香港正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外采购军火的一个重要场所和通道。负责国民政府采购军火的人，恰巧是蒋介石手谕亲命的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在这国难当头之秋，孔令侃不顾手上握着的是广大同胞（包括海外侨胞）的血汗钱，在香港打着蒋介石的招牌，疯狂地从一笔笔军火生意中掘取大量回扣，大发“国难财”。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每年购买军火的款额平均高达2亿美元，而当时军火交易的佣金有的竟达到20%-30%。看到此种情景，当时身为致公党中央干事会主要负责人之一的陈其尤义愤填膺，忍无可忍。1938年初，出于对国人负责和对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的交代，陈其尤向国民政府揭发孔令侃种种触目惊心的腐败行径，要求国民政府予以严惩。但是，陈其尤没有想到，他的这一揭发非但未能把孔令侃绳之以法，反而因触及到家族内幕而获罪于蒋介石，给自己带来无妄之灾。1938年末，陈其尤接到蒋介石要他到武汉向蒋汇报工作的电报，可是刚到武汉机场，迎接他的是戴笠的军统特务，就这样他被军统秘密逮捕，囚于贵州的息烽监狱。一夜之间，陈其尤从蒋介石的座上宾沦为阶下囚，巨大的变故让陈其尤措手不及，这一事件不仅使早年便以身许国、一次次参加民主革命的陈其尤痛苦不堪，思想经历了极其痛苦的变化，也使陈其尤更加彻底地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本质。
再造一个新的致公党
1941年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宣布停止活动。就在这一年，陈其尤由息烽监狱转到重庆改为软禁。面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此时的陈其尤报国无门，彷徨无所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1942年初，陈其尤在重庆街头邂逅黄鼎臣，黄是陈的少年好友，当时任《新华日报》社医药卫生顾问，这一邂逅，使陈其尤由此接触到了中国共产党人。从1942年至1945年，陈其尤在重庆见到了《新华日报》社秘书长徐迈进等人。由此，政治上苦于找不到方向的陈其尤，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了认识。在此后的三年中，陈其尤还秘密与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负责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联系和交流。
1944年抗战胜利曙光初现之际，中共南方局通过黄鼎臣向陈其尤建议：“中国致公党是华侨爱国力量的一个基础组织，恢复致公党的活动，对海外华侨的爱国行动具有一定的影响”。“致公党应尽快恢复起来并多做工作，以便为战后实现和平民主及复兴祖国的建设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历经沧桑的陈其尤对抗战胜利后的中国致公党应走一条什么样的路、以及如何改组和发展等重大使命，开始了认真的思考和积极的准备筹划。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此时此刻，医治战争创伤，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共同愿望。可是，蒋介石集团加紧勾结美国，积极准备内战，继续强化独裁统治，镇压国内的民主运动。这种倒行逆施的做法令很多爱国民主人士不屑与之为伍。
1946年初，陈其尤找到机会，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控制，由重庆到达香港，与坚持在港工作的原中国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汇合，并以致公党中央干事会成员陈演生的住所为活动地点，积极开展工作。为恢复与重建致公党，陈其尤在香港做了大量工作。恢复致公党总部，与中共、各民主党派进行联系，以取得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以总部名义同海外各地组织联系，并征求各地组织对于重建致公党的意见及要求。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并组织起草党纲、党章及其他文件，以确定党的新宗旨及行动方针政策。这期间，国民党也想办法拉拢控制致公党，陈其尤等人努力排除干扰，使致公党坚决站到争取民主的正义立场。
自1946年7月后，致公党中央干事会即以中国致公党总部名义召开会议发表文件，向社会各界表明中国致公党的立场和政治主张。肯定中国致公党对辛亥革命、抗日战争作出的贡献；阐述中国致公党“一向以实行民族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为职志”，“反对一党专政”。
1947年5月1日，中国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讨论修改了致公党的《政纲》和《党章》，发表了《宣言》、《告海外同胞书》和《致杜鲁门总统文》。当时的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在香港跑马地严锡煊的家里秘密召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制定的《政纲》规定：“为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而奋斗”。从一个秘密堂会开始，中国致公党真正成为一个新型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跟上了时代的步伐。
1947年12月，陈其尤创办《公论》。在《公论》中，陈其尤写下多篇文章，在海内外广为宣传中国致公党的政治主张，揭露蒋介石国民党反人民、打内战、搞独裁的罪行，声援“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学生运动。陈其尤成为一个勇敢而智慧的民主斗士。
1948年5月，陈其尤代表中国致公党，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100多人在香港联名通电，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948年11月，陈其尤与郭沫若、沙千里、宦乡、曹孟君、许广平、冯裕芳等20多人，在中共地下党的护送下，秘密离开香港到达东北解放区。陈其尤代表致公党全体成员，向毛泽东、周恩来表示要为实现新民主，建设新中国作出贡献。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作为中国致公党的首席代表，陈其尤等还分别参加了政协组织大纲等的起草，以及新中国国旗、国徽、国都和纪年方案的审查等工作，为新中国的筹建作出了贡献。
为新中国的发展再作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后，陈其尤作为中国致公党第四至六届中央主席，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常委，第一至四届全国政协常委以及广东省人民政府委员，积极参加国家的政治生活，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风雨同舟。
1951年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年之际，陈其尤在《人民日报》上以个人名义发表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一文。指出：“饮水思源，我们应当加倍的感激共产党，崇敬共产党”，“诚心诚意跟着毛主席与共产党前进，最后胜利一定是我们的。”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陈其尤领导中国致公党积极投入到新的工作中，如积极认购公债，团结海外华侨，帮助政府解决归侨、侨眷的合理要求，争取华侨投资，动员海外华侨知识分子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作为一个民主党派的领导人，陈其尤的一生是追求真理、追求进步的一生，也是为民主革命奋斗的一生。他的一生所表现出的强烈的热爱祖国、致力为公、追求真理的精神品格，是后人应继承和发扬的一笔宝贵的政治财富和精神财富。中国近代史专家王培智高度评价陈其尤：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他疾恶如仇，敢于斗争，一旦确定目标，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
后人景仰他从不徇私情
在海丰县东里陈其尤先生的故居，陈少敏老人给记者拿出厚厚的家谱。在那本厚厚的陈氏家谱中，介绍陈其尤的文字也不多。称陈其尤为伯父的陈少敏告诉记者，在这栋大约有十间屋的房子里，住着陈家五弟兄，陈其尤住的是偏房的一个小单间，他经常在外面，很少回家。“文革”期间，由于陈家昔日的成分是地主，老屋被没收，分给当地其他人居住，后来，这些房屋才又回归陈家。如今，陈家的年轻人已经在外面买了楼房，有的也出去留学，只有几位老人还住在这老屋中。他们还表示，这故居将作为陈家祭祀祖先的地方保留下去，正屋里面供奉着陈家的祖公牌。
说起对陈其尤老先生的印象，陈少敏以钦佩的口气说，他就是正直不阿，两袖清风，从不殉私情，从来都要求亲人自己去奋斗去打拼。他不抽烟不喝酒，注重个人修养，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在陈氏家谱中，记者留意到，陈其尤的四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守仁、守勤、守信、维礼，非常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后代的要求与期许。
陈其尤曾经因为检举蒋孔家族发国难财而入狱，这种正义品质可谓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亲人对他的评价也是一个很好的佐证。
为了国家、民族的兴亡，他疾恶如仇，敢于斗争，一旦确定目标，便义无反顾，勇往直前。